"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冯梦龙是俗文学家吗?

冯梦龙编撰的“三言”是古代通俗白话短篇小说的杰作 ,但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入俗文学的范围 ,归入文化小传统。相反 ,“三言”较多地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 ,与处于自发状态的说话艺术和宋元话本小说有较大差别。它们在思想内涵、文学形式、审美趣味上都发生了变化。“三言”是白话短篇小说雅化的标志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蒲圻陆水昆虫多型现象一例

本文介绍了１９９５年６—７月在湖北省、蒲圻县境内的陆水水库动物学野外实习中，发现的丝带凤蝶多型现象．     

胡风研究:历史的还原与问题的凸显——对商金林、吴永平、解志熙诸先生胡风研究的考量

在新世纪,商金林、吴永平、解志熙等人在胡风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商金林对胡风1927年到1928年胡风编辑《武汉评论》和《策进》史料进行了详细论证,为学界贡献了新的材料,但其认为现代作家日记、书信中的胡风的负面形象更真实,这个观点似有商榷之处；吴永平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中挖掘了大量史料,但其关于胡风文艺思想是“党的文学”的观点并不全然合理,且论述过程也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解志熙认为胡风主张启蒙优先甚至启蒙优胜论的观点也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总之,上述诸人在为胡风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诸般可供商榷的地方.     

冯铿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

潮籍革命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关注女性命运、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主线。冯铿的作品序列展示了她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从早期强烈呼吁社会为正在遭受苦难的女性"快谋救护的法子",到批判像"一团肉"似的所谓的"时代女性",指明女性"最后的出路"是参加革命,认为真正的新女性是"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的革命女性。     

Lei Feng Spiritt and the Valuo Tropiam of Contemporary Youth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典型人物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重要载体，回顾与雷锋精神相关的争论和对雷锋精神的不同理解，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青年价值取向转型的特点。因此，学习雷锋精神，加强青年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强调以职业道德建设为切入点来继承雷锋精神，强调以诚信、责任等价值理念的倡导推进雷锋精神的再传播、再学习、再延伸和再发展。     

语义场理论对科技术语翻译的启示从——“水资源管理”一词的英汉互译谈起

科技术语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语义匹配过程，如何在考虑相关术语使用现状的基础上将新产生的科技术语准确翻译为其它语言是科技工作者和术语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以语义场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以"水资源管理"及其相关术语为代表的英汉互译，结果发现：不同科技术语在同一语义场所涵盖的语义范围将会随着相关研究深化带来的术语界定细化而发生相应的动态变化；新兴科技术语的翻译要充分考虑其所在语义场其它相关科技术语的翻译先例和使用现状所带来的影响，在翻译准确性和解读便利性之间做出适当的平衡。这是造成"水资源管理"及相关术语英汉互译处理极为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科技翻译者在工作实践中多加注意。     

关于水书易文化之记忆与思考

水书即是易,是华夏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水书,水书易被当成鬼书禁书等来损毁它禁绝它,历史的加减乘除的结果,水书、水书易无可奈何地濒临自然灭绝、自然消亡的状态。史籍称:华夏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臧’,三曰‘周易’,水书易是否就是所谓的"连山易",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水书易命名名正言顺恰如其分。水书易的名称具有特异性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同时还具有通用性。水书易的发现是贵州引以为傲的惊天大喜事已经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及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水书易名称正日益被广泛使用着,不但能够代表贵州的声音,同时还可树立贵州的形象,突显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优势和特色。水书易完全可以作为贵州易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     

水族习惯法及其变迁——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寨为例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一个典型水族村寨——恒丰乡塘党寨——的田野调查,描述了水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维护机制及其变迁。文章认为,水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深入、长期的“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的深刻变化,是水族习惯法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研究这些变迁及其原因,对于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农村的法治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